白岩松：我认为，公平对每一代年轻人都重要，对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重要。每一代的公平都有不同内涵，对于今天非常困难的年轻人而言，他们不一定想要很大优待，但公平是个大前提，这是我当初走上就业岗位时非常感恩的收获。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够获得与公平相关的一切环境。
不管是曾经在政协履职，还是自己的新闻本职，你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，而是如何让中国的明天更好，支撑你走下去的背后一定是公平和进步。因此建议一定要具有前瞻性，即使当时不被理解，但随着时间推移形成的共识会更多。
谈内卷与躺平，今天年轻人是弱势群体，需政策撬动起积极性
记者：近年经常能从年轻人嘴上听到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，如何看待这种状态？当理想照进现实，年轻人如何做好平衡？
白岩松：十几年前我就在关注这个问题。这几年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年轻人心中有怨气的原因是，他们现在是社会的弱势群体，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。当年我们青春的时候，我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，出生于60年代，受教育在80年代，80年代的我们兜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有明天。《明天会更好》这首歌就是40年前写的，它成为我们这代人内心最丰富的东西。当时各个年龄层达成共识，年轻人是社会关注的重点，当年年轻人四处受宠，机会无数，破格提拔机会很多，不能不说，这的确是时代红利。
记者：为什么说今天的年轻人是弱势群体？
白岩松：有以下几个标志：首先，现在年轻人虽然学历很高，但是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，他们收入大比例没有父母高，并非家庭命运的改变者。我们经常听到老人教训年轻人不愁吃不愁喝，但每天垂头丧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就感。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但在逐渐拥有的过程中，带动整个家庭发生改变，获得了成就感。
其次，目前年轻人机会成本大量下降，年轻人越来越认为，努力不一定有回报。因此“躺平”“内卷”等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随着机会成本减少，人数增多，人们自然会去“卷”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声音背后的因素。
第三，这代年轻人渴望爱，然而却又“无力爱”。各种现实障碍和因素导致他们结婚越来越晚，甚至谈恋爱都很难，我之所以说他们渴望爱，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比我们那时候多，猫和狗都成为了自己的孩子。
以上三种因素相互纠缠，决定现在年轻一代是弱势群体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无力感很强，不像80年代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，却被整个社会捧到了“明天靠你”的位置。
从政策角度看，我们现在必须大力向年轻人倾斜，振作起时代的信心：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经济消费和民营经济，我们目前正在努力，另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社会的年轻人开始相信明天，开始积极振作起来，这也需要政策的推动。
记者：如何通过政策提振年轻人的信心？
白岩松：我认为，要有很多针对性政策，首先要推动更充分的就业，这是第一民生，接下来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，成本不高，但我看中这样的政策示范、激励与信号的作用。在这10年到12年间，能不能让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个人所得税起征额由5000直接跳到12,000元。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打拼、租房、考虑生育，虽然现在生育比例在降低，这反而需要用政策来撬动他们。这样单位也愿意给你开更高的工资，因为单位可以不交税，或者把原本要交税的当成增加的工资部分。
另外，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不稳定，政府和企业能否给40岁以下尤其是35岁以下的灵活就业人员更多社会保障。现在很多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都是缺失的，这一代人60岁以后怎么办？他们可能没有考虑过，但社会需要考虑这些问题：当年轻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迷茫，甚至悲观的时候，他会选择婚姻吗？选择婚姻之后他会要孩子吗？当他对未来不确定，一天累得像牛马似的，他会认真吃一天三顿饭吗？他的健康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冲击？
当社会最年轻的一代对婚姻、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没有任何保障，社会信心的另一半来源于何处？我认为，要让年轻人不要担心60岁之后的事情，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。当企业能承担这些责任时，企业去承担。当他们没有工作时，政府需要承担责任，使每个中国劳动者，无论是终身雇佣人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，在60岁后有清晰的社会保障，他们才敢对未来有预期，仅靠口号和画饼没有用，陪伴才有用。
从政府角度来看，出台有明确信号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，让年轻人明确知道，即使没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，但他们明白60岁后依然可以有社会保障，他们才可以用一生的长度考虑家庭、婚姻、孩子和健康。
提振整个社会的信心，要让年轻人再次成为受益者，从政策多方面进行调整，并需要这个政策持续10到12年。
记者：为什么不断强调对年轻人的政策延续性只需要10到12年？
白岩松：近年来，我们生育的最高峰拐点出现在2016年，之后开始直线下降，到了2022年跌到了1,000万以下，这两年一直在1,000万以下。因此10年到12年后年轻人的就业不再是问题，没有那么多劳动力供给了，所以不担心12年之后的年轻人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我们需要这10到12年对年轻人有明确的政策扶持。
有很多人说这对于中老年人不公平，但这批年轻人是他们的孩子，帮助他们何尝不是在帮助今天的老人。我之所以反感“啃老”这个词，是因为如果社会把很多工作做好，他们就不会啃老，老年人也获得了解放，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养老过程中，也给孩子减轻负担。
谈“啃老”现象，社会要让年轻人有制度有保障可“啃”
记者：当前80后和90后已成“啃老”主力军，如何看待年轻人依赖家庭支持的社会现象，背后反映什么问题？
白岩松：从亲情角度来看，成为所谓的“职业子女”并不坏。从社会角度来看，这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是社会的保障不够，将应该承担的保障交给父母，让年轻人背上“啃老”的骂名，这个词带有很强的贬义。因此，我认为这不公平，如果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失职，那么应该进行调整，让年轻人有制度可“啃”，有保障可“啃”，“啃老”这个词就会逐渐淡化，我不相信年轻人愿意啃老。其实，大家经常忽略一种心理问题，即使父母很乐意给他很多钱，10个孩子9个会不开心，他仍然愿意实现自我价值。
随着科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，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，变得更不开心和更不幸福。因为每天在庞大比较体系中，他们不再是心理强大的一代，抑郁、焦虑普遍附着于现在年轻人身上。在带这几届学生过程中，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成为一名心理老师，需要带领他们走出冰河，我经常用的词是“与自己和解”和“融化”，他们过去心中有块冰，希望被逐渐融化。经过这些经历，我已调整了原来的期望值，希望通过两年教育帮他们变成活力满满的人。
谈AI对媒体的冲击，优质答案取决于能否提出更高质量的问题
记者：面对近期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岗位的冲击，您怎么看？今年有些地方开始有AI记者出现，我们如何不被替代？
白岩松：首先，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媒体众多，全中国有差不多3000家电视台。但另一方面，优秀记者在减少，因为大家“种地”（内容生产）的数量越来越少，“种地”能力在减弱，所以我们更需要优秀的记者。从AI角度来看，新闻最重要的支撑在于“新”，这是学不到的知识，所以我从不担心这个问题。现在全民皆记者，全民皆摄影师。但是分母变大，专业摄影师更贵了，好的照片并没有增加太多。现在所有人都离不开传播，真正的事实是变多还是变少？谁来获得更有质量的事实？
现在的确是“一头多，另一头少”。媒体太多，做着相同的内容，能够种优质粮食的人开始减少，人类与机器相同，如果不训练，他们无法变得优秀。目前年轻记者的采访机会已经很少了，有人认为现在许多记者不会提问，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采访机会，所以我认为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解决。
我在带学生时告诉他们，提问比以前更重要了，因为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取决于你提出的问题。如果你的问题更有质量，更有针对性、更准确、更与众不同，它给出的答案就更好。
我们在做“学问”，但不问如何学。虽然今天谈论时非常现代化，但是老祖宗早在“学问”这两个字中就明白了道理，学和问是相互关联的。通过提问，我了解到他的水平如何，他好奇什么，他关注什么。这就是提问能力的重要性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时代，优质的答案更取决于记者能否提出更有质量的问题，如果问题好，会给出好答案，现实中同样的人也会给出好答案。提问是记者唯一的武器，目前问题在于传统媒体在“种粮食”方面逐渐失去了机会，他们没有经过训练，我们无法期望他们能够进行有质量的提问。我认为传媒需要给年轻记者更多机会去接地气，去采访、提问、写自己的东西，而不是给他的东西。
面对海量信息，事实越是奢侈品。上世纪50年代，有记者采访罗素老先生提出两个问题，即对年轻人的忠告和对真理的看法，罗素的回答出乎意料，对于忠告只有一句话：“爱是明智的，恨是愚蠢的”。对于真理，他说只关注一件事，就是“事实是什么”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回答。